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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感党恩】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油画《遵义会议》

更新时间:2021/7/21 20:32:01来源:作者:浏览次数:184




遵义会议》


作者:沈尧伊


油画185厘米×500厘米


1997年创作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作品简介:


   1934年12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向国民党兵力较薄弱的贵州方向挺进。红军于1935年1月2日强渡乌江天险,把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并于1月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首次改变了长征初期严重受挫、军事上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遵义是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来攻占的首座较大城市,由于甩开了尾追的敌军,红军在此得到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批评了王明的“左”倾领导及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会后不久,根据战场形势,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以绘制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画而著称的画家沈尧伊先生历时近三年,四易其稿,于1997年创作了以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的油画《遵义会议》,真实地再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典型环境,深刻地揭示它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这幅著名作品已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


   创作背景:


    我们今天评价红军长征是历史的创举,但要看到它是中共在面临极端险恶的形势下被迫进行的一次战略转移。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发展到顶点,造成“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危急局面。在错误路线指导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红军放弃根据地,除了全线撤退别无出路。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部队臃肿,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裕的时间调集兵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尤其是11月的湘江之战,红军伤亡过半,数量从离开根据地时的8.6万人迅速减员至3万余人。这时,蒋介石识破红军的意图,集结重兵于湘西黔阳、洪江地区,企图设伏围歼红军。危急关头,毛泽东等人力主变更原定计划,放弃前往湘西与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步险棋,改变行军方向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避免全军覆没的险境。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后红军分兵转道贵州,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遵义位于贵州北部,北依大娄山,南临乌江,是由黔入川的咽喉之地,是黔北政治、经济中心。“遵义”其名出自《尚书》:“无偏无陂,遵王之义”。刚刚摆脱困境的红军进占遵义,获得了喘息的空间,戎马倥偬中,中共中央利用这次难得的短暂休整机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及一、三、九军团的领导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共20人。会议地点设在遵义老城原贵州军阀、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


   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各种争论也很激烈,赞成毛泽东主张的并未形成“一面倒”的局面。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凯丰站出来为博古辩护,并挖苦毛泽东打仗并不高明。他当场指责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毛泽东当即反诘:你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凯丰哑口无言,原来他也没看过。毛泽东说:“你也没看过,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毛泽东后来回忆:其实当时他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要很快作出决策,不可能再详细地翻经典著作。毛泽东说,到了陕北,他看了8本书, 《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等都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为的是写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这也确实证明了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方法,他历来主张: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


   鉴于紧急的战争形势,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经过激烈的讨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提出的提纲或意见获得多数同志同意。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会议尖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人总结红军长期作战经验所形成的战略战术原则。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提出党和红军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渡过长江,在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至此,遵义会议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为使会议顺利进行,周恩来在会议前后及会议进行过程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耐心的组织协调工作。遵义会议结束后的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庄,周恩来与博古有过一次“彻夜长谈”,谈话的内容据潘汉年的回忆是这样的-那个晚上,周恩来对博古没有一句批评的话,他完全是采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 “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我是留日、留法。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说, “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第二天一早,搞通思想的博古即把象征中共最高领导的两个挑子(分别装有中央文件与中央印章)正式移交给了遵义会议新产生的中共中央领导张闻天。博古同志后来牺牲前曾多次回忆起这晚的谈话,他所表现出的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伟大胸襟,感人至深。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攸关的历史上的转折点,是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会议。长征途中,由于秘密电台在战斗中损毁,直接结果就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原有的联系被迫中断。遵义会议的成果证明中共开始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遵义会议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够得心应手的驾驭其进程的英明舵手!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


   作品赏析:


   沈尧伊先生长期潜心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长征”主题始终占据其艺术生涯的核心位置,他的代表作《而今迈步从头越》、《地球上的红飘带》等都是中国美术史上脍炙人口的名作。1977年完成的油画《遵义会议》是他倾尽心力的又一力作,已成为美术界公认的经典。这幅作品问世艰难,历时近三年、四易其稿的创作过程,表明他创作态度的高度严谨,也拓宽和加深了现实主义的表现空间和强度。


   为深刻展示遵义会议这场关系到党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严肃主题,版画系出身的他充分显示了其独特的风格与基本功的扎实。全景式的简洁构图,会场气氛肃穆,人物神情凝重,烘托了主题的沉重分量,洋溢着一种焦虑的期待情绪,与真实的时代氛围贴切合宜。人物面向画外专注的目光、思索的面孔似乎在向观众提问,求解答案。这样一种极具匠心的处理富于灵性,充满生气与活力,有很强的艺术表现性和感染力。画面采用暗灰色调以表现当时政治气氛的紧张和革命形势的严峻,用色单纯朴实,布局生动,画面启迪了一种内在气韵的流动,故而具有震撼力。作者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艺术风格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原则,同时又饱含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他主张画中要有魂,画必须是活的,不能是死的,主张用油画表达出一种真切而感人的美。他强调作品的旋律、节奏感,追求气势和动感,一往无前。他的作品气象阔大,有磅礴、阳刚的气度,充满审美上的豪迈。他的艺术风格直逼生活的美感,使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充分展示了画家独到的表现风格和深厚扎实的艺术功力。




来源:

   摘编自李莎著《画布上的苦难辉煌——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经典藏画看中国革命》,中国方正出版社2014年出版